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昨日出殡。尽管葬礼并不公开,但倪匡、蔡澜、马云等人依然前来送别大侠。

金庸先生追思会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大侠虽逝,但他的小说构建起的侠客与江湖依然让无数华人如醉如痴。金庸生前在浙江大学所带的博士卢敦基坚信,金庸的作品必将流传千年。

  在金庸的出生地浙江海宁,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崔新江向记者介绍了查氏家族,“查氏六百年风流,造极于金庸。”

  大侠别后,“一览众生”。

金庸

  文、图、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武威

  11月初,江南深秋的冷风阴森刺骨,浙江本地的电视台重播着83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钱塘江北岸的海宁袁花镇东面,一座不大不高的“龙山”脚下,坐落着一座五进的大宅。大宅外头的壁石上,是冯其庸写的“金庸旧居”四字。此刻,大宅内正在举行“金庸先生追思会”,时不时就会有人前来拜祭,院内的“澹远堂”,摆放着金庸先生的遗像。

金庸家乡

  金庸之弟查良楠:老宅重建后,金庸没来过

  74岁的查良楠在袁花镇新袁村当了一辈子农民,如今一直守在大宅的入口处。他是金庸的同父异母弟弟,比金庸小20岁。1948年,金庸离开袁花镇去往香港,查良楠彼时只有4岁,此后再也没见过金庸,因此对于这位二哥,他并没有什么印象。“我是前几天,女婿在手机上看到了消息,才知道二哥走了。”

  1951年,金庸父亲查枢清去世,查家家道中落,一同衰落的还有査氏祖居——赫山房。直到1998年,时任海宁市市长的应忠良决定重修赫山房,查良楠才做了金庸旧居的工作人员。

  谈起那次老宅的重建,应忠良曾回忆说,出差去香港时,特意带了旧居的草图去拜访金庸,“那次金庸先生非常热情。宅子有几进,每一进的堂名是什么,哪一进的庭院里种着桂花树,哪一进庭院种着芭蕉……他都能清清楚楚说出来。他还说,自己很多的书籍、手稿都可以拿回家乡”。

  但老宅重建后,金庸却从没回去过。只有查良楠守着赫山房,守着母亲,盼望着二哥的回来。

  如今的袁花镇被包装成了“侠客小镇”,金庸笔下英雄人物的绘画,武侠精神的讲解,都被刻画在了小镇的围墙上。在新袁村村口的石头上,留有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的题字——“金庸的家乡”。

  张浚生曾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与金庸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两年前,他还主编了一本《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片断》,著书者还有应忠良,以及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助理何春晖以及金庸在浙大所带的博士卢敦基。但张浚生在今年年初时也已仙逝。

卢敦基和金庸

  母校校长崔新江:金庸故里三鞠躬

  致友人

  在新袁村往东北2公里的袁花镇中心小学,校长崔新江拿着一沓厚厚的书籍,和记者讲述金庸的故事。

  这所学校原名龙山小学堂,金庸5岁至11岁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学校的操场上挂着一张巨幅金庸遗像,操场的围栏上挂着“学金庸,做文化人”的标语。

  “1992年12月3日,金庸回过母校,给我们题了字——‘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 如今担任海宁市金庸研究会副会长的崔新江对当年金庸重游母校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候镇上突然出现了12辆轿车,车里出现了西装革履的金庸以及他的夫人。你要知道那些年,镇里出现一辆轿车就已经是大新闻了。”

  金庸还曾为母校捐资建立了图书室。而那笔钱是当地给金庸的16000多元的老宅拆迁款,金庸转手就全部捐给了学校,让他们为图书室购买图书。

  来到学校后,除了题词,他当年的小学同学董维钧还特地前来看他,“两人一见面就非常热情,金庸还向董维钧深深地鞠了一躬。只是董维钧老人现在不在了,金庸先生也不在了”。

  敬师恩

  崔新江说,金庸对于母校教过他的老师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他曾说:“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后来当他得知陈未冬迁居杭州后,便马不停蹄地在当年12月8日去杭州拜望恩师。见到陈未冬及其夫人,时年68岁的金庸叫了声:“先生好,师母好”,随即鞠了一躬。

  陈未冬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查良镛(金庸)是五年级成绩最佳的学生。他的作文写得很好,我还推荐了几篇在《诸暨民报》上刊登了。”

  忆表哥

  崔新江翻着厚厚的校史,讲述着一段段金庸的往事。他告诉记者,1992年,海宁媒体曾用《金庸故里三鞠躬》来形容金庸的谦逊。当年,除了拜望母校恩师,向先生们鞠躬,金庸还特地去凭吊了表哥徐志摩。

  1992年12月3日下午,金庸和夫人各捧着一束鲜花,来到海宁硖石西山路徐志摩墓前深鞠一躬,并献上鲜花,金庸说:“早就想来凭吊,今日终于如愿。”

  金庸的逝世,也让崔新江深感悲恸。尽管自1992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母校,但金庸却奠定了学校的文化,学校的操场被命名为“金庸文化广场”,广场中央的巨石上刻着“龙山论剑”4个字,激励着学生们发奋读书,而在广场四周的十几个小栅栏上,则描绘着金庸每一部小说的简要情节。

  作为海宁市金庸研究会的副会长,崔新江说,协会曾在2003年和2008年举办了两届金庸小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收集了大量学者的论文,整理成册。他说,金庸是华人世界里值得一直研究下去的文化符号。

  弟子卢敦基:虽未朝夕左右,毕竟其为幸也

  初读金庸,余香满口

  1999年5月,金庸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导。2003年,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的卢敦基成为他的“收山弟子”,攻读博士。

  10月30日夜,当恩师去世的消息传到卢敦基耳中时,他匆匆写了一篇《虽未朝夕左右,毕竟其为幸也》的纪念文章。他仍记得2011年的那次会面,“先生的身体已不如往昔……打招呼有些迟钝,全不似原先的轻快灵动”,但突闻噩耗,卢敦基仍没有心理准备。

  聊起恩师,两鬓已有些斑白的卢敦基说,他最后一次见金庸是在2011年元月,当时金庸先生在香港中环一酒店内设宴,而他是为了让恩师过目他的论文《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并为之题字。

  卢敦基说,他1981年开始看金庸小说,第一部便是《书剑恩仇录》,“当时读了两三页,真好比林黛玉读《西厢》,直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1982年,他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1990年时,开始撰写有关金庸小说的论文,直到1999年,他完成了金庸所有15部武侠小说的论述工作,并整理出版了《金庸小说论》一书。卢敦基坦言,他后来把《金庸小说论》送给了金庸,但没有得到“大侠”的任何回复。

  拜入门下,感念终生

  卢敦基说,他第一次见金庸是在1997年位于杭州植物园的某次草地座谈会上。“那天气氛特别轻松,参加者皆以青年教师为主,所以毫无忌惮。”卢敦基说,当时自己实在没忍住,提了两个久思不解的问题:“一是先生的武侠小说,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料,这些情节是怎样写出来的?有小报说:先生写作,碰到写不下去的难关,便召集众友,让大家谈情节发展的设想。夜深人散,先生方才下笔,方法是避开所有人的建议。请问先生是真的这样吗?”

  金庸听后大笑:“那怎么可能?”卢敦基听罢不由地笑了起来。

  2003年,卢敦基在职读博,成为金庸的学生,两人的关系更加热络。在他的记忆中,每次金庸来杭,他们几个博士生便会到其下榻的酒店咖啡厅聆听金庸的教诲。“或问学业,或评时闲,有当时闻即见喜者,也有思考许久方悟者。”

  卢敦基说,他淡忘了大部分和金庸相处的细节,但金庸那些直指人心的启发,却始终让他记忆犹新。“比如有一次,我提到我儿子最喜欢《侠客行》里的石破天,金庸先生听后大笑,说‘你这儿子比较纯’。单一个‘纯’字就给我很大的启发。”卢敦基说。他听后顿悟出了一个道理,金庸小说的伟大之处,就是几乎每个读者都能从他的小说里找到喜欢的角色,但放眼望去,古今中外其他作家的作品,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宣称看不懂《红楼梦》呢”。

  文学成就,时代见证

  卢敦基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文学批评。他表示,要他选出最喜欢的金庸作品并不合适,但他也有自己的观点:“有人喜欢《笑傲江湖》,但我认为《笑傲江湖》的高潮阶段没有写好,比《天龙八部》里三兄弟少林寺决斗的段落要差很多。”当金庸武侠初入内地时,曾遭遇过不少文学批评家的非议。谈到这些,卢敦基一笑而过。卢敦基希望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评判作品的优劣:“大部分的文学批评都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有一些东西却很能体现作品的受欢迎程度,比如说作品里面诞生的成语数量。金庸小说中诞生的成语就非常多,比如‘华山论剑’‘左右互搏’等。”

  “我们过了1000年还在读李白苏轼的诗词,金庸的作品也会像这样流传下去吗?”记者的提问得到了卢敦基这样的答案:“这是没有问题的。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60多年,跟他同时代的武侠小说基本都已销声匿迹,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武侠小说家的作品,除了古龙以外大家基本都回忆不起来。还曾有一些人认为梁羽生的作品比金庸的好,但今天,这已经不需要争论了,很少有人把梁羽生的作品改成电影、电视剧,不像金庸的作品,至今被反复地搬上荧幕。我个人觉得,时代其实已经做出了回答。民国有10大小说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有上百位武侠小说家,到现在大家喜欢看的首先是金庸,其次是古龙。”

  “先生已经进入中国文化的伟人之列,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持续地放射异彩。他不仅创造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而且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以现代思想为内核,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的文化成就,将长久为后人学习记取!”卢敦基总结说。

标签: none

评论已关闭